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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职业生涯的重要记录
* 来源 :http://www.lucieconoley.com * 作者 : * 发表时间 : 2018-09-07 02:59

福建省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永红认为,教育部划师德红线,但是有很多事与道德无关。比如猥亵学生,那更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是病,得治。

教育部将原本并不具有的制定道德规范的权限收为己有,并以此对教师资格审批及准入进行控制,有寻求扩权之嫌。此外,真正具有有广泛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均不是由官方制定的。权力不可以随意制定道德规范,如此出台的文件将只是一纸执行不了的空文。

目前可以想见的结果是,多了一批“评审小组”,新晋一批领导头衔,一线普通教师难以作为,他们的积极性更容易受到“高压态势”打击,权力后台不受动摇,事发后,这套评议机制将最终落个“解释权归有关部门所有”的滑稽。[详细]

所谓的师德红钱有法律与制度设置重复,立法与树规资源浪费的嫌疑。比如设想中的师德“红线”,针对从事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反教育规律增加课业负担等行为。而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相关上位法,以及各省市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条例”、“实施细则”等中,都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比如禁止体罚学生、禁止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补课等活动。如果再单独设立一个师德“红线”,明显是对法律的重复,有点没有必要。再说,像禽兽教师性侵幼女这样的行为,已经明显是违法犯罪,需要依据刑法等进行惩罚,师德“红线”明显是不起作用的。

“如何将法治理念尤其是保护儿童权益的意识植根于教师心中,转化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是目前不论是师范教育还是学校管理中亟待完善的命题。”熊丙奇说,事实上,教师职业的法治教育并不缺乏,但“目前的法治教育只是单纯地构建知识性体系,在学校是在课本上学知识、试卷上背诵法治知识。比如在师范学习中,对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应该是有所学习的,但如何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却没有涉及,这样是无法把关于学生的权益保护转化成教师的行为规范意识的”。

师德就是一种职业道德,在国际上由行业协会来规范职业道德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常识性的理念。但是在实际中,这样的理念却常常被忽略,不管是师德还是商业道德,甚至是公民道德,每当政府部门去规范,常常受到质疑,显得十分窘迫。

制定了规定,如何执行和监督是另一门大学问。评优、评职称、工资悉数与绩效挂钩尚可量化,“师德”考评如何量化?另外,师德是一回事,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是另外一回事,靠同一份文件规定来制约管理,如同一口吞几个大饼,焉能不出消化问题?

2012年,深圳某培训学校老师魏某以过生日为名请学生喝酒,将女学生灌醉留宿并实行强奸。而没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魏某是同学们眼中好老师的典范。“他看起来稳重,温和,为人师表。”

“到了工作岗位,从事幼师工作后学校只是进行师德的要求,但对于遵守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的要求却是没有的。”熊丙奇说,目前我国对于“合格教师”的评价体系亟待转变,尤其是法治意识方面的评价,“不但需要从考察知识性方面进行评价,还需要从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过程化、常态化的评价”。

公权管得太宽,是行为惯性,也是思维定势;是行为失范,也是“道德”失序。出台一个读本,阐述和规范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未尝不可,但是公权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显然更需要“规范”一番,这甚至比规范师德还要迫切。[详细]

近些年接连发生的恶性事件虽然都与师德有一定关系,但本质上则是学生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保障学生的权益,最终要依靠的还是法律,不管“红线”“黑线”,法律才是最终的底线。如果《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能得到良好的执行,再划线就是多余。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教育部出台这一规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应该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熊丙奇称,从本质上说,校长、教师侵犯学生的权益不是师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所以,现在不是要出台所谓的师德考核规定,而是要严格地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真正落实《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中所规定的保护学生权益的条款,而不是让这些条款只是停留在文本上。

杨亚军称,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从师德滑坡的根源分析,从着力改革“应试教育”,净化教师队伍和规范办学行为入手,彻底改变教育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状况,这样从教育体制上转变过来,才能扭转师德下滑的趋势。如果仅是以考评师德表现的方式来约束和规范教师行为,收效肯定甚微,因为这里面人为的因素很多,就是考评出来的师德表现也并不一定被广大教师所认可,很难有说服力。因此,解决师德问题需要治标,但关键是要治本。

教师之所以产生一连串道德败象,原因恰好在于无知的官方规定对习俗性规则的替代,习俗性规则及生成机制被废,官方制定道德规范,结果是没有道德。

前不久,河南桐柏县斗称沟小学教师杨士付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批捕,他在“女学生们把作业交上来,或者被叫到课桌旁批改考卷时”对女童进行猥亵。而《桐柏县中小学教师师德考核表》显示,在2010年6月份的考核中,杨士付的师德考评分是满分100分,师德考核多年均“合格”,并且他此前还获得过“黄岗镇师德先进个人”的荣誉。

此外,熊丙奇指出,一直以来,对于老师侵犯学生权益事件,大多地方教育部门、学校采取的做法是对当事人进行内部处理,“而这些事件,本质是法律问题,应当由司法机关进行调查、问责,学校再根据司法的处理,对当事教师进行行政处理。如果对于所有侵犯学生权益事件,都采取这种处理方式,那么,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遵纪守法的意识会加强,违法侵权事件将会得到遏制,而不像现在,学校只是按师德规范、要求教师——法律都不严格执行,却谈师德,是根本没有基础的”。[详细]

朱锡庆称,权力不可以随意制定道德规范,如此出台的文件将只是一纸执行不了的空文。

人们期待教育部这项新规定的细则出台,究其心理,却更多是对其可行性的质疑。不独性侵女童,像有偿家教、体罚、增加课业负担等,如需各各划出明确界定,恐怕真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底线”工程,无论是从样本数量的巨大还是标准的复杂性上看,都含着大学问。教育部恐怕要辛苦好一阵子了。

在现代的法治理念中,保障法律得以良好执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权利保障,但在现实中,这种保障却很容易变成一句空话。因为孩子们尽管有书面上的权利,但单个的学生或家长对权利的维护能力与组织化的学校无法相提并论。要想切实保障学生的权益,还要依靠组织家长委员会等方式提高个体权利的博弈能力。

据了解,教育部门此前曾多次出台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定,规定教师应为人师表,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不过,道德规范显然缺乏约束力。[详细]

6月13日,深圳市教育系统加强工作作风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会议在市民中心召开。会上,《深圳市中小学师德档案制度(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这也意味着我市中小学教师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师德档案”。“师德档案”除了与我市个人诚信制度建设相衔接,还会成为教师评优评先、职称评审、岗位聘任、提薪晋职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作为教师职业生涯的重要记录。教师在职期间,若出现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造成学生精神和身体伤害的;对学生有性骚扰等不良行为;利用招生、推荐就业、过年过节等机会索要、收受学生和家长财物等行为,一经查实,将被载入《重大师德示范行为事项登记表》;凡查实有严重失德违纪违法行为的教师,将被列入“黑名单”,学校应将其调离教师岗位或予以解聘。[详细]

如今的社会,公域和私域、公权和私权之间越来越泾渭分明,公权不能再随意介入私域,动不动就“入侵”个人的私生活。

很明显,与其花大力气去重新设置师德“红线”,然后为着如何操作落实头痛,倒不如培养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落实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详细]

这就是理念上转变得不够,政府部门强行扮演了行业协会和自治组织的角色,不但无从下手,更容易引发权力寻租等问题。相反,在最大程度上激发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不但有益于权利的保障,更有利于全社会各领域道德的提升。[详细]

教育界人士、网友杨亚军发博文认为,为师德划出“红线”,用师德来评判教师,实际操作起来难度确实很大。“师德问题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评判教师的师德表现必须要用事实说话,谁师德高尚,谁师德低下,谁来评判,怎样评判,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好的事情。”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朱锡庆发表长微博称,教育部官员宣称要划定师德红线不妥当。他认为,道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性规则,是基于大量事例形成的民间共识,民间禁忌及防止触犯禁忌的巧妙方法都来自于从海量案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教育部官员)并不具备确定道德规范所需要的来源于海量案例的一整套细节化的知识。同时,没有见过真正有广泛约束力的道德规范是官方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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